这是一部充满了荷尔蒙味道的电影;又试图探讨人性的复杂，杀与被杀的人眼中都有泪水。陈可辛说，他想给大家看中国人在竹林、湖水、丝绸、飞侠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记者◎马戎戎
《投名状》的原型故事是历史上的“刺马”案。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一案，被列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当年审案的最终结果，是贫民张汶祥因告状不成等小事与马结怨，从而私通海盗刺马。参与过审案的一名叫做颜士璋的官员却在私人的《南行日记》里暗示马新贻的真正死因是卷入了朝廷和湘军的斗争。但民间的文艺家们显然更喜欢这样的传奇:马新贻曾在镇压太平军的战役中被俘，与张汶祥、曹二虎结为兄弟，反而招安了张汶祥的部队为朝廷效力，成为朝廷官员后，马却与曹二虎的妻子私通，除曹，张汶祥愤而刺马。
“刺马”故事，当年就被编成了戏文，至今京剧中尚有《张文祥刺马》一出，传统评书也有《刺马复仇记》;邵氏拍过电影，电视台拍过电视剧。到了陈可辛这里，张汶祥变成姜午阳，马新贻变成了庞青云，曹二虎变为赵二虎。融合了传统故事里的兄弟情义的演义，却也加上了对政治阴谋的理解。为了避免引起历史细节的纠纷，陈可辛把原来准备起用的片名《刺马》，改成了现在的《投名状》。“投名状”出自《水浒传》，是上山落草，结交为兄弟的保证。《水浒传》式的故事，用了《300勇士》的风格来演绎，人人铠甲厚重，肌肉虬结，肌肤泛着光泽。清兵们在“抢粮，抢地盘，抢女人”的呼喊中攻陷座座城池，用血肉之躯堵上炮口，当场炸为血块。胜利者一把割下对手人头展示阵前，脸上带着嗜血的兴奋。唯一的女主角是脆弱精美的道具，以“乱我兄弟”的罪名命丧刀下——不再有任何将战争浪漫化的倾向，这是一部充满了荷尔蒙味道的电影;又试图探讨人性的复杂，杀与被杀的人眼中都有泪水。陈可辛说，他想给大家看中国人在竹林、湖水、丝绸、飞侠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投名状》是一部纯粹的男人戏，从美学趣味上让人想起《300勇士》。如果吴宇森或者杜琪峰来拍这样的故事，大家不会惊奇。但是拍过《甜蜜蜜》和《如果·爱》的导演来拍这样一部戏，让人很吃惊。片中唯一的女主角是徐静蕾，但是她的故事线索极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变？
陈可辛:其实我没拍过女性电影，我电影里女性都是很模糊的。可是我很奇怪我的电影女性都会觉得好看，大概我基本上是感性的，因为感性别人会觉得女性化。去年香港地区金像奖，《如果·爱》入围，金城武没拿到最佳男演员奖，我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人看得懂我的电影的话，会觉得整个《如果·爱》在讲金城武，可是大家现在都觉得是在讲周迅的故事。其实周迅是个谜，如果我能把周迅的故事讲那么清楚，我就不爱她了。一个女人令一个男人那么痴迷，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不知道她是谁。我都是从男人的角度去拍我希望看到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看“刺马”的故事，看到了什么？
陈可辛:我看“刺马”的故事，感觉很复杂。最初看出来兄弟情义，但是后来，研究了湘军的历史，又找了很多资料，决定加入政治的东西。不论几个兄弟怎样钩心斗角，背后永远都有比他们更掌控他们命运的人，他们只是棋子。但他们要的其实只是掌握个人命运的自由。
我和李连杰他们聊这些东西，我们都很理解，我觉得大家都是庞青云，或者都是马新贻。李连杰刚到香港，就被香港娱乐圈的制度和大公司欺负，他说他要回大陆，最多不拍。他希望自由，希望做自己的事情，他遇到很多事情，很多问题，也遇到过黑社会。这些和庞青云很像。
我从开始做导演，就不希望有人管。我家里很开明，爸爸说遇到事情我可以和他理论，但来到社会我发现，原来不可以跟比你大的人理论。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在一个环境里自己说了算，我情愿在一个小环境里。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联合5个导演一起成立了一家叫做UFO的公司。当时我们5个是好朋友，公司做大后，就有分歧。我们5个人后来全部分开了，我当时最好的搭档，到现在，可能两三年才碰一次面。
以后我自己去美国，又发现，美国才绝对是领导说了算，但是领导是谁，你也不知道，总之头上有一大堆穿西装的人。在香港地区，我最多把人格埋没到一个人身上，但在美国，你面对一大堆人，根本不知道跟谁说，不能待，我就回来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庞青云的故事。人都是一样的。我对人生的看法是，事是坏的，人是好的，人是无奈的。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里的庞青云的原型，是“刺马”故事里的马新贻。在历史上，马新贻是个口碑甚好的官员，而在电影里，庞青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可同时你又似乎不讨厌他，暗示给观众他的内心挣扎。
陈可辛:这是非常有争议的地方，剧本也做得非常困难。以前我做爱情片，判断很准确，从来没有过争论。但这次却争论了很久。8个编剧，大家意见都不同。
我身边最好的创作搭档，都会对李连杰这个角色有相反的意见，李连杰害死刘德华后大哭的这出戏，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坏蛋，我的搭档就觉得他伪善。但是对我来讲，李连杰的哭是真的。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原来他把人性看得那么灰暗。每次他哭的时候，他讲的对白，我都是感动的。其实这部电影里，我还是想讲世界和人性的故事。我觉得，站在他的立场，其实是为了生存。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里其实也说明了，庞青云杀赵二虎其实不是为了莲生，但是你还是安排了姜午阳为了兄弟情谊杀了莲生。为什么要安排这种水浒式的情节？
陈可辛:很多人都说，杀莲生的戏不能拍。但其实我拍这个戏，根本就是对兄弟情的讽刺，安排杀这个女人就是讽刺，因为庞青云根本不是为了她要杀赵二虎，只是姜午阳认为是。我最终的主题，其实就是要表达《投名状》倡导的所谓兄弟义气的虚伪和不可靠。其实电影圈很像江湖，我身边也有很多相信兄弟义气的朋友，可是我看《英雄本色》，我是不被感动的。我觉得，以往的兄弟情被美化得太多了，但在真正的战争中，义是靠不住的。站在这个立场，对不起，徐静蕾要牺牲。
三联生活周刊:戏里所有的战争场面都非常残酷，为什么追求这样的趣味？是刻意与之前古装武侠大片拉开距离么？
陈可辛:我们似乎已经习惯把暴力场面拍得很美很浪漫，杀人场面是美的，战争场面也是美的，但这样观众就不会认为它们发生过，不会引起人的厌战，小孩看完电影可能回家都要拿刀当英雄。但在《投名状》中，动作不再是目的，强调战争的残酷才是目的。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你的战争场面完全由港产片的方式拍摄，没有借助国外的班底？
陈可辛:我也不是说，我一定是大中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但这部电影确实是完全港产片的方式，一路拍，一路写。时间有限，资金有限，我们都是用最土的方法在摸索。要是多给些时间，多给些钱，可能我也没这么大的信心。这个本来就是香港片一向的精神，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时间里做事。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片也有拍小成本电影的传统。但《投名状》的投资达到4000万美元，《如果·爱》也有800万美元，每个导演都希望拍摄大制作么？
陈可辛:我一点都没有拍大制作的虚荣心。其实我喜欢的导演是特吕弗和伍迪·艾伦，一辈子做一种东西，做了几十年。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太幸运了，做人做成这样真是太好了。
但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大的市场么？有那么大的空间么？我再不改，就没电影拍了。
香港市场基本已经是没了。内陆完全不看小片，我不想拍个电影只能录DVD，我希望我的电影能被人在戏院里看，哪怕是电影节的戏院。可事实是，如果我要拍一部3亿元的电影，钱就来了，但是我要拍一部2000万元的电影，没人投。2000万元没人投，3亿元有人投。我监制的《金鸡》，香港有1000万元票房，还亏500万元。内地的审查制度，很多现实题材也没办法拍，怎么拍呢？香港人做事讲变通，不会坐在那里说，我就要拍我的电影。
《如果·爱》这部电影是我在内地拍电影的试金石，但说实话，试得很冒险，歌舞片本来就冒险。结果也是赚钱的，但没有赚大钱。但这部电影对我有一个不同的功能——其实我一直想突破自己对拍大片的恐惧。相比大片，我更喜欢拍小片，因为我拍电影的方式比较灵活，常常会临时改动。我之前常常都会早上8点说，要什么。但是拍大片，导演的自由度更少，大家会希望定好的事情尽量少改动。今天你要80套红色的衣服，忽然改了，明天要80套绿色的衣服，哪里找去。我原来的这种工作方式要拍大制作就糟了。《如果·爱》给我冲破了恐惧。
我在内地坚持拍大片的形式，是为了把大家拉进戏院。但是我里面的核心，还是细腻的，我觉得我在悲凉中，还是有一丝温暖的。这一点是没有变的。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47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