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的专家共同组成的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21日进入阿坝州汶川、理县、茂县后，调查工作已覆盖了除四个无法通车的乡镇（银杏、草坡、卧龙、耿达）以外的全部乡镇。临时安置点的选点和规划设计工作已经完成，并全面转入灾后重建规划工作。现应石楠秘书长之约谈些感想，以供参考。
1. 灾区研判——高技术与田野调查
进入灾区后首先可以通过北京渠道拿到的，是各种遥感解析和判读，并号称可以提供给中央做决策支持。但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马上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误读、误判、漏判现象是十分惊人的。分析下来，一方面判读者对这个地方的原始状态并不熟悉。这里山高、谷狭、沟深，地形复杂，震前也是滑坡、泥石流、洪水等各种地质灾害多发地区。缺乏历史积累的判断往往新旧难辨；另一方面，大面积的垮方和滑坡在大多地段几乎形成垂直断面，图上无法判断，大量遗漏。最后真正对临时安置选点和灾后重建起到现实指导作用的，是四川地调队经过一周左右大量艰苦田野调查所提供的数据。以汶川为例，此县原有地质灾害点160处，震后新增3590处，其中直接威胁县城安全的新增危害点达79处，而图上判读全部点加在一起不足100处。看来迷信高科技害人不浅。
同样依据地形图做出的建设适宜性用地评价也综合了若干种常规数据判读，但结论却与现场情况大相径庭。貌似可用的地段往往处于已有地质灾害或潜在地质灾害的严重威胁之中。
这反映出一个深层面的问题。随着高科技手段在传统上靠田野调查取证的许多行业的广泛应用，在现实中引发了“双刃剑”现象，正在形成对传统田野调查的忽视，甚至是轻视。“办公室地质师”、“办公室规划师”大行其道，位高权重，人威语重。而脚踏实地的“田野地质师”、“田野规划师”人微言轻，默默无闻。这种趋势其实在近年城市规划教育和职业活动中已有体现，只不过这次表现出的后果更严重，甚至误导决策会危及生命！“读万卷书”在信息时代并非难事，但“行万里路”已使许多的人望而却步。这样成长起来的规划师将令人堪忧。
2. 临时安置——时间、速度与工程常识
以活动房的方式分三批安置城镇居民一开始就有个十万火急的时间表。在现实中这份时间表面对诸多挑战。选定场地对汶、理、茂三县而言十分困难，仅严防次生灾害一项就否定掉2/3以上的最初选址。场地平整压实后，采用C15#和C20#砼局部固化才能铆固活动房的基础，稍有工程常识的人都知道砼初凝可以上人要三天，基本牢固要七天，在实际操作中汶、理、茂地区除少量用原运动场和已有固化地面的废弃料场、废弃国企原址、甚至道路路面当临时安置场地的已具备安置条件外，其余新征用地日夜赶工到6月3日也还没有一块可以达到最低限度的场地安置标准。
3. 临时安置——时间、速度与系统组织能力
活动房的安置绝非有场地、带安装队上来就干完这么简单，现场遇到的问题很多：拆房子问题。汶、理、茂多数房屋大震不倒已属奇迹，但不倒之房多为危房，安置点周边或邻近危房如不及时拆除，在余震中将危机四伏。我国建房力量庞大，拆房能力很小，专业队伍奇缺。汶川县拆房成本现为20元/M2。随着市场意识复苏此价格还会上涨。而且私房和已购商品房震后处理政策迟迟不能出台或草率行事都会引发群体事件。此地山多平地少，不拆则临时安置已很困难，更谈不上灾后重建。运力问题。从交通运力角度讲，汶、理、茂均没有摆脱“孤岛”状态，主要交通线均存在大量垮方不断的路段，落土、飞石不断，其通过能力不足震前的1/20。“余震不足惧，行路如赌命”已成生活常态。三县均无水泥、钢材、防水材料等储备，场地处理、灾民自救自建均材料奇缺，通往成都的最短线路可能数年都无望打通。所有县对外交通通道“瓶颈”路段少则几处，多则十几处，数十公里长，随垮随抢尚无可预期的完全通畅前景，随雨季到来反有严重恶化的可能。用地问题。除茂县县城城址用地稍有宽松，尚有些可用外，汶理二县已无后备可建设土地资源。至于乡镇多临江、背崖、沿路，不仅民众无处安置，仅考虑学校和卫生院的临时安置也有半数乡镇无地可选。如打耕地的主意更引发严重后果。以汶川为例，全县耕地106800亩，受灾90000亩，其中灭失（滑坡后不存在了）40000亩，严重受损（滑坡导致无法安全耕种）48000亩。以当地农业生产能力（大约每亩土地需要1/3个劳动力）计算，则意味着已经产生大量的因灾失地农民。如果进一步占用耕地解决临时安置则情况会更为恶化，所以，异地安置，甚至生态移民计划应紧急启动。从这些可以看出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都有系统统筹的问题，不能偏重一方，不顾其余尤其是灾后重建应及早建立系统统筹观念，不能条条块块各管一块，这样难免顾此失彼，甚至自相矛盾，难收实效。
4. 灾后重建——对理县、茂县的初步思考
理县原为秀丽小城，虽然县城多为危房，但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相对少，植被茂盛。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长期以来坚持走精品路线、特色路线，成效突出。城市建设管制有效，建设有序，震后拆除危房，利用城市更新机会，适度调整局部功能地块，善加优化，则可在重生中获得质量再提高的机会。从今后发展看，其杂谷脑河上游的米亚罗地区虽然海拔较高，但也有后备土地资源发展成旅游服务型小镇，理县辖区内旅游资源丰富，足以自成系统支撑其发展，不求更大，但求更好。
茂县地处九寨、黄龙和卧龙黄金旅游线中部，是少有的一块山间盆地，物流、商贸发达，是阿坝州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90%为羌族（全国只有30余万人，这里有10万多）。原生态遗存最多，既不像北川已商业化，也不似汶川有些汉化，震后引发的交通格局变化也有利于茂县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从马尔康到茂县，如国道塌方阻断，仍可沿黑水方向的省道进入，这一路段的通行能力与震前差别不大，向北可通松潘、黄龙，并可借黄龙机场保持对外航空联系；向东有省道可通向绵竹市，已有隧道修建计划和高速公路修建计划。在汶川至都江堰道路打通无望的情况下，提前启动这两个计划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这样茂县和周边城市的等距性与可达性就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不仅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会强化，而且在旅游业重建过程中还会起到旅游服务基地和集散地的作用（震前过夜游客量已达到1万人以上）。县城本身不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新增可建设用地在10平方公里左右，考虑到避灾空间后也仍有4~5km2可用于建设。结合新型产业化、新型城镇化重建县城，前景比较乐观，并有撤县设市进一步寻求发展机遇的可能性。将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相结合，重建乡镇和中心村也相对比较乐观。
5. 灾后重建——汶川是焦点，也是难点
震后汶川即成为媒体炒作的焦点，中央、省、州关注的重点。进入灾区一周后才恢复临时性对外通信。上网一看，激情与盲目共存，真实与谎言混杂。下面先引用一段截至6月2日的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文件来对灾情加以描述：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汶川发生里氏8级强烈地震，造成汶川全县严重受灾。一是受灾面积大，全县13个乡镇，118个村404个组145436人（含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全面受灾。截至6月2日11时全县死亡15941人，失踪7887人，受伤34583人，直接经济损失1045亿元。二是受灾程度深。全县耕地面积106500亩，受灾90000亩（其中灭失土地42000亩，严重受损48000亩）。倒塌房屋21万间，损毁房屋30.35万间。三是基础设施毁损严重。道路垮塌中断，电、水、气、通信全部中断，工矿商贸企业80%被损毁。四是救援难度大，截止目前仍有银杏乡、草坡乡和全县80%的通村公路未打通。五是地震次生灾害威胁特别严重。我县原有地质灾害点160处，地震后新增3590处，县城周边新增的79处地质灾害点随时威胁县城的安全，现已形成“晴天沙尘大，雨天泥石流、滑坡多”，县城已被地震次生灾害威胁所包围的恶劣地质环境。”
“汶川县城（威州镇）总人口46678人，其中常住人口11419户30688人，长期暂住人口15990人（其中阿师专6831人，威中3194人，威师校2600余人，长期在汶川经商的3365人），汶川县城需要安置人口46678人。
鉴于目前城区房屋绝大多数成为危房，次生灾害严重威胁县城安全，经专家现场调查，科学规划选址，城区仅有的40亩空地也不能安置人员，县城受灾群众只有分流到雁门乡（距汶川县城3.5公里）和七盘沟（距汶川县城4公里）作为主要建设安置点。经反复核查统筹安排，按照国家建设部过渡安置房建设标准，雁门乡、七盘沟两个主要安置点占用耕地仅能提供过渡安置土地360亩，可安置3257户（雁门2057户，七盘沟1200户），安置8000余人。目前县城尚有38678人因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和选点受限而无法安置。”
“汶川大地震除给县城及集镇造成严重的毁损外，对农村特别是高半山村寨更是造成了毁灭性的灾害，房屋基本夷为平地，耕地灭失，生存环境基本丧失，以银杏乡为例，全乡原有耕地3000余亩，地震后能耕作土地不足200亩，现从桃关村到一碗水村，村民已无法生存，被迫背井离乡，向异地转移。从地震后的环境容量分析，已不能够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全县10个乡镇62个村7014户20355人需异地过渡安置。
综上所述，“5.12”汶川大地震给汶川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也给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高山村寨带来了毁灭性的灾害，房倒屋塌，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灾后过渡安置容量空间狭小，汶川县区域内根本无法解决59033人（其中学校12625人，县城居民26053人，农村受灾群众20355人）的过渡安置。”
再谈几点调查后的分析意见：
汶川县城及地势相对开阔（也仅数百米宽）曾经作为县城发展备用地的绵虒镇，已被刚发生的和潜在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包围。大面积塌方、滑坡形成的裸露山体成为最大的沙尘源。每天下午岷江河谷风上吹，全县城笼罩在沙尘暴中。此地属于干热河谷气候，年降雨只有500mm，多数到达现场的地质和生态专家认为要恢复需要数十年的过程，而这个地区的强震周期不过70年左右，当地政府年年组织植树上山，种活的仅数十分之一。所以原址重建、原规模重建不仅危及生命，也会严重损害就地安置民众的健康。
汶川县发展到震前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即便没有这次强震也已经危机四伏。震前汶川和成都的联系是最方便的，故也是阿坝州工业发展的希望所在。其经济总量占阿坝州的1/3，显然面对的发展压力过大，导致受原有地质灾害影响，本应避让的大量田地已成建成区。震后又新增数倍之多的地质灾害点，且强度高、威胁大，雨季会严重恶化。目前现场监测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山体裂缝从数公分发展到数十公分，刚清理完数千方土石，再滑下上万方土石。泥石流多发谷沟已在谷底留有大量渣土、碎石（两侧塌方形成的），静待雨后成灾。这些都迫切要求在重建规划中留下足够的避让空间，势必大幅度消减可建设用地，在震灾中导致多年来花费巨资建设的人工减灾治理工程防护设施大多毁于一旦，也说明了人难胜天，只能顺天应人，避让为先。同时重灾区的县城地处地质断裂带，原规划建设中只有建筑物抗震意识，而没有留下开放空间的避灾意识，随着灾害避难场所建设意识的加入，在未来城市中应留下足够的临时安置和紧急避险场所，平时为开放空间，灾时为安置营地。以目前这个地区最为紧凑的安置营地标准看，平均安置一户人也要50平方米土地，要恢复到汶川原有人口规模仅这一块就至少占用2.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且是地势条件最好的用地（否则就不安全，无法成为灾民的藏身之地）。况且长期在沙尘环境中生存，居民点必须有足够的绿化防护以降沙减尘（如果几年后老天帮忙，树能成长起来的话）这样几方面一减，山间平坝地区已经所剩无几。“靠山要戴安全帽，临水要备救生衣，出门逛街要戴口罩”，这种景象如果变成生活常态将会何等恐怖。汶川现在的旧址正常建设密度下宜建用地可容纳3000-5000人已属乐观，高密度建设也难以达到10000人的水平，重回4-5万人的强度则彻底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高山、半高山（当地称为高半山）的老百姓向何处去。前文对因灾失地的农村人口已有初步数据，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损失，是由于当地农业人口的居住和耕作地除极少数在谷底河边之外，均散布于高半山的古冲击扇和滑坡体形成的小型平坝上。随着天保工程、退耕还林的实施，相对稳定的地块多已退出（也是有林或宜林地段），剩下的本身就不稳定，震后大量垮塌消失。农村居民就地安置只有两种地可用，一是再找不稳定但还没有垮掉的坝子，继续在威胁中生存；二是找相对稳定的地段，伐林造田，使当地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危及更广泛的下游地区安全。显然两者均不可取，也不是长久之地。所以在汶、理、茂三县高半山村民的安置上，除部分有条件做就地安置之外，应研究异地生态移民的问题，跨乡、跨县、乃至跨州、市考虑问题。这个地域高半山的村民总量在10万以内，只要有全局观，中央、省市州统筹解决几万人的异地迁移并非难事，既可造福于民，也可造福自然。
对羌文化传承的思考会随着安置中异地移民的现象而浮出水面。在这里谈点个人看法，在华夏这块既水土丰茂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自有史以来民族迁移就没有停止过。因天灾人祸造成的大规模迁移也并不少见。融合和坚守、人走神随、物毁人存，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形影不离一直是主旋律。在极端情况下还有土尔扈特人的千里东归和陕西村民在前苏联境内长期生存而习俗不改的事例。这都说明一个事实：存人失地，人地双存；失人存地，人地双亡。但很可惜，现在媒体的渲染都不具备大历史的观点，重物远重于人。不能否认这场震灾和随后会发生的大面积的次生地质灾害所带来的物质损失十分严重，大量羌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消失了或者严重损毁了，甚至一些无形遗产的传承者（艺人）也遇难了。但应当看到，羌民族毕竟是华夏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历史上历经磨难，其聚居地从来就在迁移之中，多次战乱曾几度使其男丁尽失，妇孺无几，但传统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说唱相传的民族口述史也并没有消亡，作为集体认同感的精神层面的元素都深植于血脉，这些都不会因人的流动、迁移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要人在，正如当地的同志所讲的，“江南也可以建羌寨”，异地移民如能更好地解决羌族百姓的生存问题，则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会有更好的发展，“衣食足”才能更顾得上“礼仪”。我们不能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满足于以猎奇的心态去欣赏所谓的“原生态”、“穷欢乐”。
2008年6月4日
尹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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