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张锐锋的新书《文学王》时，大体翻了一下目录和内容，基于对他的《河流》、《月亮》、《飞箭》等篇章的风格理解，便习惯性地做了一个预判性质的结论：《文学王》大致应该是一部外溢性与延伸性比较强的文学大师解读书。张锐锋的写作习惯以思想性与复杂的意象性，甚至以思维的阅读错觉与斑驳感，来展开一个容量巨大而富有张力的文本。对于一部关于世界文学大师的解读性文本，我想他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张扬自己的风格个性特点，以构筑出一个和大师们同样复杂的文本。我想只有这样才会与他的个性和思想相称，除此之外的确想象不出他会搞出一个什么样的文本出来。这是《文学王》在我的大脑想象中呈现的样子。我给他发短信祝贺他的新书出版，他似乎感觉有些与他心目中的《文学王》不太一致，他回短信说封面做得不太好。我说或许这个时代更需要简朴而清洁的思想，他回短信表示同意。封面做得像旧书一样简朴，内文除了张锐锋的解读文字之外，里面竟然配有高莾先生的插图，他的画我只在《世界文学》杂志里看到过。这可以大概看出这部书的内在质地。我不把张锐锋的意见当作挑剔信号来解读，因为作家提前对自己的书有一个精神性的模本，成品的《文学王》可能与它的模本还有一点距离，这种差距在任何文本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张锐锋在《文学王》的绪言和后记里以宏观的方式探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及其创作性，与其作家的密切关系。在这里，张锐锋表达了一个作家对于自己所处身文学环境的母语危机性思考。它们触及到当代作家一般很少反思的层面，从中国古老文学形式的成熟或者死亡，一直到潜藏于民族精神内部的黑暗部分，他都做了一种清理性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部借助对于世界文学大师的解读对比自己文化环境及其生态的书。这里张锐锋似乎隐藏或者忽视了自己在这里所呈现出的角色――在对于这些大师的阅读过程，他试图找到一个为中国当代文学看病的方法。纪伯伦、曼德尔施塔姆、法布尔、阿兰?罗伯－格里耶、麦尔维尔、安徒生、布莱希特、川端康成、梅特林克。张锐锋在这些大师除了看到他们身上所凝聚的人类之光，同时他更多地从这些折射的光谱中看到自己所处语境之不足――不只看到别人的优点而且看到自身的缺点。比如他说“具体地说，中国文学的殿堂里，缺少一些作家的肖像，历史业已证明，中国文化似乎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作家肖像：比如说安徒生式的作家……”下面他还列出一个名单。通过对这个名单的剖析，他最后总结出四种类型的写作：童年期写作、青春期写作、中年期写作和老年期写作。他说：中国文学语境中最缺乏的是童年期写作和青春期写作。至此，大体可以看出一个作家在《文学王》这本书中的目的性。他大致是想通过自己对大师的解读带给人们一些启示性的思索，以改善日益板结沙化的中国文学生态。但对于这个对大师误读错读或加以利用的时代，这样的解读无疑是一种具有风险性的行为。这种诊断是否会取得成功，完全要取决其文本的质地以及围绕这种解读行为的全部细节。也许这种解读风险对于任何作家都不会任何减轻或减缓的趋势，相反，在这个人人争相解读大师堆砌文本的时代，《文学王》要面对更多的误解和内耗性消极阅读或理解――它容易被误解为对于世界文学大师一般性解读文本。。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对于《文学王》的预判存在严重错误：它既没有进行一种解读外溢和蔓延，也没有文本结构的复杂性，更没有过多掺杂自我的过度诠释。我的确感到很出乎意料。第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地方是它的解读方式及其角度，这是一种我所没有想到的方法。我赶紧在颠簸的公交车上记下当时的意外阅读冲动：对于一些创造性极强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大致有两类不容忽视：一是个人化极强的原创性文本；二是对于世界经典文学大师的解读文本。他们的方式、方法和视角无疑同样会具有发人深醒的创造性。一般意义上，我把它们当成除作家的原创性文本之外，对于这个世界不容忽视的另一种形式的重大贡献。他们的阅读指向性大致与他们的写作相一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秘密世界的两副面孔。
张锐锋作为一个创造性极强的作家，有足够的能力去对他有所感受的大师做一种自我强势的解读，让自我意识充斥并弥漫于解读文本之中，而且这样还可以像某些作家一样，顺便展示自己作为作家的博学和魅力。然而，张锐锋在这里却采用了一种规避式的节制写作法，他让自己声音降低，使大师的声音自动呈现。甚至可以说大师的声音在这里也多少受到了一些抑制，他试图还原的是一种文本内部的大师的声音，严格意义上说，是文本意义上的大师声音――即他将自己的解读局限于文本这一基本阅读设置之上。他在这里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造性，或者可以说他把对文本的忠实性解读看成是另一种创造性行为。这里所说的他对于自己声音的降低，其实是一种有意设置，有点像音乐会之前的音准调试――他让自己的声音趋向于一个标准或固定音高，以取得与其合奏的最大统一性。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忠于原著的理性解读，可以说，它们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对这些文学大师的教科书。它们充满了规范和标准。在最大限度呈现大师文本声音同时，而且在文本解读的尾音部分，说出文本本应说出但并未说出的部分，这像文本在黑暗中寂寞生长时倏然开出意料不到的自然花朵――而且更像是自动呈现。张锐锋以一种被动的阅读方式呈现一种理性解读行为，他呈现文本所应该呈现的。他像一个还原性极强而又具有自己个性的音响系统一样，在对文本原生态进行还原同时又不失自己的思想风格，而且和自己所要传达的软体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这里借用发烧音响的术语来说的话，他的这种行为应该被视为极品高保真解读方式。而这正展示了一个作家对于自己所解读对象准确掌握的高度、深度与精确度，也就是说，他与大师们取得了一种在文本上默契的一致性。
《文学王》的令人出乎意料在于它们文学的方向性。张锐锋告诉我，他就是想在忽视文本远离文本的阅读习惯时代语境下，回归一种对于文本本身的解读上。比如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解读，并非人们习惯意义上意识形态时代背景的发力和抒发，而是让他还原到“你们到底放不放无罪的人”的童话般的诗人状态之中；比如让法布尔回到一个充满巨大耐心的观察家与描述者角色；比如让安徒生回到经历苦难之后的童心与爱的含泪描述者的角色；比如让阿兰?罗伯－格里耶回到一个善于制造迷宫似的世界真相的角色等。张锐锋在这里牢牢把握一个方向：文学性。这种解读法使《文学王》变得更像是一节节具有连续性的大师课，大师们在这里得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一一呈现――《文学王》的诚实解读本质不仅让人有些出乎意料，尤其对于这个时代，而且可以说，它甚至提供了一个解读性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