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件事又开始搅动我们对大师的渴望。 第一件是2009年度的诺奖又一次与我们中国无缘； 第二件是钱学森以及贝时鄣的去世； 还有一件是教育部长的易人。 当人们争相撰写感言，缅怀钱学森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总强调钱老和贝老的国外学习经历，这样顺理流露出对时下教育的担心和失望，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话题：我们的时代还能培养出大师吗？如果有，我们时代的大师都是谁。然后当然就要拷问我们的教育还能不能培养出大师。 其实再具体一点，我们会发现最近几年相继谢世的大师基本上还是民国人物而且大多都有国外深造的经历。如果大师仅仅与学校有关，我们就会发现，大师的主要成长期已经是半世纪以前了，此后的50年大师也基本上是“坐享其成”了。于是我们发现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些被旧社会压迫的大师们竟然无动于衷，巴金、谢冰心、茅盾等除了写点回忆录、寄小读者之外再也写不出“三部曲”和充满童真的短诗了。而老舍和那些三家村学究就更不必说了。 当然比起文艺家来，科学家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关进牛棚，没有被挂上帽子，相反被当成了宝贝，他们为这个国家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奠基和构架，以他们伟大的业绩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当然后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