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他如常和公司主管开会。
两天前，他从台北赶到新泽西，视察旗下的生产线和厂房。
他已经九十二岁了，自从十五岁成为台南嘉义县的一名卖米的小工以来，七十七年来，他从未终止过工作，他的事业版图则从那个日据时代的小小米店，扩展到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化工集团之一。
但似乎也没什么能让他停下脚步，也没什么能改变他的生活习惯。这一天会议后，他回到办公桌，坚持喝完开会剩下的半杯咖啡，尽管它早已凉了。他把报告折成一半，放在桌上，对他的女儿王瑞华说‘好，我们走吧’。第二天早晨，他被送进新泽西一家医院，九点三十八分，他死于肺衰竭。
十一月初，我来到台北时，王永庆的形象，仍占据着电视画面和报纸、杂志。八日的早晨，他的追思会上聚集了台湾最重要与最著名的人物。他们表情凝重，像是在与一个时代告别。
此刻的台湾，被各种爆炸性的新闻包围着。陈云林访台，陈水扁的弊案，《中国时报》的转手，金融海啸的来袭，“野草莓”的学生运动，它们激起种种相互矛盾、错乱的观点与情感。但王永庆的追思会，唤醒的却几乎是一致性的哀叹和敬佩。
它似乎在帮助台湾人重温黄金岁月——他们这一路是如何走过的。
但不管这些追忆是多么诚挚，一种可怕的欠缺也同样显著。台湾媒体称谓他是“最后的企业强人”、“一代伟人”，却没有关于的他的真实、深入和全面的记载。
出生于一九一六年的他，生命历程几乎贯穿了二十世纪，见证了日本的败退，国民党政府的到来，台湾从农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全球商业从制造业年代到电子年代。他的个人际遇和时代的转变彼此相扣，他的智慧与成功也突显了时代的特征。
但是，他的故事却经常被简化成一个童话——一文不名的学徒变成了亿万富翁；他的丰富个人历史，则只让人记住了他的趣闻轶事——他的毛巾操、他每天清晨三点半起床、他的节俭、他让高阶主管胃痛的午餐追问；他的商业世界与政治、社会间的复杂关系，更少被探寻。至于他在成长过程中的艰辛，他内心曾经遭遇的不安、他的挫折、他的恐惧与忧虑，则更少被提及，更没有被分析。那些前来访问的新闻记者，小心翼翼的去避免那些令他不悦的问题，因为他随时可能突然起身，结束采访。而他的下属、朋友，也没能去提供关于他的更多的信息和观察。
所以，当人们试图去追思他，让他的精神与经验延续时，却经常没有具体材料可供学习。他强调勤奋、刻苦，仅仅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教诲，它和年轻一代无关；他的企业成功，不能构造成复杂的案例，变成了“追根溯源、追求合理化”的口号，普通人很难理解其真正涵义；由于没有对他更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探讨，你很难知道支持他这么多年不懈前行的真正动力是什么；没有他的公司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结构性分析，你也不容易把握他的成功背后的社会动力……更重要的是，人们丢失了一个从重要人物身上学习历史的丰富性的机会，而对历史的贫乏理解，妨碍人们理解今天。
这或许是今日的华人世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两年前，当霍英东去世时，人人都感慨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代表了香港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成长，但谁又都说不清他为什么具有这种代表性。包玉刚的逝世不到二十年，但至今人们已很少了解这位传奇人物，他曾深深的卷入世界商业版图和中英之间的政治角逐中。但是，他没有留下关于这些经历的个人叙述，后人似乎也未整理这一切。当时历史细节缺失时，记忆就变得空洞而短暂，一阵风过后，只留下似曾相识的片段。而后人更难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行，从他们的遭遇中获取力量。
我很可以理解，为什么杰出人物保持了沉默。这与中国老一代习惯的内敛性格相关，也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直言会影响庞大商业王国的未来。但是，如果人们仍期待华人能够建立起基业常青的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众人物的个人经验、思考的公开与共享，是重要的前提。否则，一代代人不得不总是重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