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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英国的《经济学人》注意到，尽管惩罚性关税的法案并没有成为现实，到2009年初下一任美国总统就任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几乎到了27.5%这一神奇的门槛。从2005年7月中国容许人民币汇率上浮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了14%。展望未来一年，人民币可能升值8-10%甚至更高。而这一切并非来源于美国的压力，而是中国经济内在需求的结果。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这背后的道理两年来越来越清楚。去年十一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6.9%，政府于今年初宣布要控制部分商品的价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当政府不得不动用非经济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时，经济和民生就面临着深刻危机。美国公众至今还记得：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卡特政府不得不采取燃油限价的策略，使加油站排起长龙，闹得人心惶惶。美国人从这样惨痛的经历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威胁经济发展的因素虽然复杂众多，但最大的敌人是通货膨胀。以后的联邦储备银行全由反通货膨胀的鹰派所领导。美国经济也渐渐复苏并进入持续高增长期。其中的一个窍门就是在ＧＤＰ猛涨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货膨胀率，走出了经济一“过热”通货膨胀率就上升的怪圈。

美国能走出这一怪圈，当然不仅仅是联储之功。中国和印度等庞大的发展中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空前规模的廉价劳工和廉价产品，压低了美国经济的成本。这包括美国人消费品价格低廉、生活费用平稳、劳工面对国际廉价劳工的竞争难以提高工资等等。所以，在美国国会推动压人民币升值的法案时，《华尔街日报》旗帜鲜明地反对，甚至频频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币的低汇率有利于美国经济，中国在帮助我们抑制通货膨胀。我们应该祈祷的是这样的好买卖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

然而，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低价发展的模式，否则就会出口低通货膨胀、进口高通货膨胀，伤害中国经济本身。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持续两位数的增长，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其中包括石油。中国经济推动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是不争之事实。如果汇率长期维持不动，人民币的购买力就非常低，原材料进口的价格就会不断攀升。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原材料进口价格的攀升，已经对民生有立竿见影的冲击：石油、钢铁、汽车、纸张等等，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孔不入。另外，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也为国际市场所决定，很难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到控制。对此，《经济学人》不久前已经作出分析：中国印度因为经济起飞而提高了生活水准，引起食品结构的变化，肉食增加，进而需要大量谷物作为饲料，产生了人畜争食；另外，石油危机导致美国发展再生能源，大量农地被用于生产Ethanol等“绿色能源”，产生了人车争食。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食品需求加大、供应缩小，抬高了食品的价格。

从这个立场来回顾，如果人民币在过去两年多不向上浮动，中国经济就将承担不堪设想的后果。放眼未来，人民币升值也是抑制通胀进口、提高老百姓的实质性“财政收入”的有效办法。当然，这一切都不会是白来的。有报道说，去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35%。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中国产品的原材料费用，但将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中国只有进行经济升级、逐渐摆脱低薪廉价的发展模式。这一点，我在最近三年曾反复指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老百姓要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他们的劳动力就应该卖出个更好的价钱。而中国人口红利在未来十几年将逐渐消失，从劳动力富足型经济演化为劳动力短缺型经济，劳动力价格因为稀缺而将自然提高。所谓“衬衫经济学”早晚要碰壁。

要通过市场的原则推动中国经济的升级，需要两个机制：第一，政府要保证劳动者的权益，加大他们向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逼着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市场现实、加快优化技术和管理。第二，加大教育投资，特别是对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资，避免“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的局面，使下一代劳动力能够胜任高薪、高附加值的工作。总之，如果中国人不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值钱”的话，中国经济就会逐渐失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