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咏红（和田）
和田市东郊客运站外，六七个维吾尔族（维族）男子右手按胸，以伊斯兰传统礼节向彼此亲切打招呼。听说我是外国来的汉人时，他们在答问时立即强调，他们对汉人的印象“肯定不好”。
“一碗饭两个人吃，和一碗饭五个人吃，你说有没有不同？”其中一个男子用汉语说。
走过首府乌鲁木齐，经过南疆重镇喀什，来到维族人口占96%的和田，本地少数民族对现状的牢骚声音也变得清晰而直接。
和田不是奥运火炬传递路线上的城市，却是了解维汉关系的重要地区。这里曾发生过1949年建国以后首起有组织的维族“散步”的活动，也是1990年代几起著名的几次活动的策划地。今年3月后，国家说，一些和田市民上街号召。
事实上，民间有“汉人来太多”耳语的并不限于和田人。在乌鲁木齐、喀什，我都听过“一碗饭Ｘ人吃”的比喻，甚至汉族也意识到这种观点在维族群体中的普遍性。只不过，有大城市里的维族表达得较隐秘；在和田，人们是在大街上议论。
从数据上看，这里汉族人口的比例从1949年至今，并非都呈直线上升状。然而最近十年来汉族人口稳步增长，以及汉族更多地进入到维族聚居区，因此冲击更大。
1949年以前这里汉人不到6%，1970年代达到40%左右，其中1990年时由于汉族回归内地，汉族人口比例又下降到37.6%，至2006年又上涨到40%左右。1990年以后，这里地区的发展吸引了新一批内地经济移民。而且伴随汉人移民的增加，汉人分布区也从北疆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区往南的扩展。有数据说，1990年以后的15年里，北疆汉族人口增长了29%，南疆则为58%，比在北疆快一倍。
火车是在1999年首次从乌鲁木齐接通到喀什。
汉人与汉人标记增多，对于维族群体而言不仅是情感上的不适应，也牵涉到现实利益，尤其影响就业。
招聘先选汉族
和田市民告诉我：“两个大学生，学历一样、成绩一样，但招聘时先选汉族，维族的娃娃（维族人说汉语习惯称男孩为‘娃娃’）都不爱上学了。”
一些汉人证实，十年前，当地官方机构设有汉维双语翻译一职，如今这个职务几乎消失，因为单位在聘请人时已把汉语能力当作聘用标准。
最近三四年来，这里地区政府推展双语小学，在部分维族人看来这就是“汉化”加剧的证明。与此同时，学校内，用汉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课程正在增加。
从乌鲁木齐飞往喀什的途中，我身旁坐了一名维族中学化学教师。中学化学现在也要用汉语教，她刚被派到乌鲁木齐接受汉语培训，对于这个转变，她多次流露出尴尬与不自信。
她说：“汉语很难学，词汇和音节很多，维语只有32个音节。”
现代化导向有双刃性
海外评论在谈到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时，“汉化”是经常被使用的名词。当汉语变得更重要，汉人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开张，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汉化”的迹象，凸显弱势群体的文化与经济空间受挤压的问题。在XJ汉人多的地区，维族传统文化所受的冲击，能够从人们的行为、穿着中可感可知。
然而，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语境里，“汉化”与“现代化”具有几乎同等意义。中国政府支持汉人四处迁移经商，固然包含了稳定地区的考虑，却未必只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它也是全中国加速经济与社会转型大势的一部分。
至今，国家一面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一面“严打高压”的两手策略，让这里保持了总体稳定。但是现代化导向有其双刃性，有一部分人会热烈拥抱现代文明；而另外一些人，尤其部分少数民族的精英则可能在危机感下，产生更强烈的自我认同，以及对外族的“认别”。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融入中国主流社会的维族会更多，但要求更明确自治权、甚至要求独立的诉求也未必会在短期内消失。
喀什一名汉族店员说，十几年前他随父亲初到此地，晚上不敢独自出门，担心遇到维族找麻烦，如拿小刀划破汉族人的背包。
他说：“现在好多了。”
把镜头转到和田，这里经济发展明显不如前者，市容凌乱，却保留了浓郁的伊斯兰色彩。在据说是维族人口最多的东郊客运站附近，我遇到的唯一一个汉人，对她的维族同胞感觉复杂。她说：“他们翻脸挺快的。”
受访的维族则强调，他们不高兴没有自主权，也不乐意外界让他们背上恐怖分子的恶名；面对国家认同的提问，不说自己是“中国人”。
一个商店老板说：“我就是这里人，突厥人。从前这里都是东突厥的地方。”
另一男子笑了笑，用汉语反问我：“如果我说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就成了那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