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的华工穿越沼泽、沙漠、山区和平原，步行数百公里，从南澳大利亚州港口来到维多利亚的金矿。维多利亚州政府试图限制华人进入这一殖民地的数量，出台了华人移民法。限制入境的华人，对每一个进入维多利亚港的华人征收10磅人头税，并限制每只货船的10吨货物，容许一个移民指标。这项立法非常失败，原因是，灵活的船主们可以绕道到南澳的自由港靠岸，从那里步行即可来到丰富的维多利亚金矿。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前往维多利亚的跋涉，通常从士差普出发，士差普的面积是中国广东省的四倍。在中国鸦片成瘾、干旱、人口过剩、饥荒和政治叛乱的年代里，中国国内有胆识的经纪人为自愿赴澳劳工提供贷款与资助，为澳洲源源不断地输入了劳力。
与亲人的离别是悲伤的，路程漫长而艰苦，特别是对那些新婚就要久别的青年男子，就更加艰难了。当时，这些草率的婚姻是为了维系强大的文化和社会传统。婚姻也使这些男人们承担起挣钱送回家里、还清债务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巨大责任。对那些新婚就留守在家乡的女人来说，悲哀是同样巨大的，她们的幸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丈夫的家庭对她们的好坏，她们实际上过着奴役般的生活。
男人们出发前穿着简单、宽松的服装、凉鞋，戴着草帽；肩上挑着扁担，载着旅行所需要的生活用品。他们初次远行，用三天的时间从故乡到临近的厦门和广东的港口城市，前途未卜。
过分拥挤和诱惑：前往香港
到达港口城市后，劳工们登上拥挤的帆船驶往香港，以便搭乘英国和美国的定期前往澳大利亚的运输船。有亲属在香港的劳工比较幸运，他们可以在出发前在亲属处歇脚。而其他人则只能住在已经为他们支付了旅费的经纪人开办的临时收容所。收容所根本谈不上舒适；食物缺乏，极为拥挤和肮脏。这种隔离式的安排，限制了逃跑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确保的经纪人的利益。
机会主义无处不在，隔离期间，劳工们被引诱赌博，背上了巨大的赌债，很多人甚至染上了烟瘾。这让外国和中国的商人大发横财。
第一次接触欧洲人
这些寻求黄金的劳工在香港终于登上了船舶，开始了他们的海外远足。一度，船长和船员对中国劳工还不错。有些船长们则相当恶毒，随意提高最基本必需品的商定价格。对大多数中国劳工来说，同船长和船员的接触，很可能是他们与欧洲人的第一次接触。作为乘客，由于待遇偏低，他们对欧洲人的第一印象几乎是负面的。不过，值得怀疑的是船长和船员直到最近关心起乘客的意见来了，他们的乘客通常都是罪犯。
糕饼之国号和新金山
一开始，这些船停靠在阿德莱德市，卸下他们的货物-‘中国移民’。后来，就停靠在被认为离维多利亚金矿较近的金斯敦，最终停靠在洛泊。从阿德莱德到新金山为500英里（ 800公里），而从洛泊到新金山大约310英里 500公里）。1857年到1863期间， 共有16261名劳工和一名女性在洛泊港的桂珍湾登陆澳洲。
桂珍湾并非是一个良好的海港，在天气恶劣时或船长的粗心大意，曾3艘船舶被冲上岸。这3只船全都报废了，好在人员伤亡不大。一些年来，人们可以沿着沙丘找到华工的坟墓。在一个地方，有17个华工坟墓并排安葬在那里。
第一艘抵达洛泊港的运送华工淘金者的船只是，一艘来自苏格兰的“糕饼之国号”。船上有264名华工。你完全可以想象当地镇民的惊奇，一夜之间，他们就发现相当与全镇200多人口一倍的人，随后的几周，当更多的华工抵达，达到了三倍。
洛泊的经济出路
在19世纪中期，洛泊是一个较小的码头小镇，有一个海关办事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几家酒店、银行、商店、教堂和住宅，其经济主要羊毛出口。
毫无疑问，开始时，镇民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在“糕饼之国号”甲板上乱转的华工十分畏惧；很快他们就很容易地抓住了机会，从这些华工登陆赚取利润；摆渡华工的费用为4到5先令，到了陆地，会收更多的钱为去维洲金矿的华工指路。华工可以自由地与当地人买卖商品，以货易货或了解等在他们面前的有关行程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当地人似乎接受了华工，但也有传言说，在华工人数多达3000人，远远超过了当地人口的高峰期时，当地人也感到了不安。 25名英国士兵被派来监视这种情况。当地人担忧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华工在镇里的活动都是非常平静的，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
助人的同胞和黑心向导
华工们沿陆路步行去维多利亚的中心金矿阿拉瑞特、芭拉瑞特、卡索曼和苯迪戈（新金山）每天大概行走20英里。在行程中，他们为了获取淡水挖水井、购买羊鲜肉。华工们穿过了许多乡镇，并为后面的同胞留信，使他们的行程更加容易。这些信息往往是告诉后面的华工水源的位置或已经挖过的井。
1854年，一名旅行者这样描述华工：
“…有六七百人从阿德莱德过来，他们用4辆马车拉着病号，瘸脚的人和生活补给。他们排成一排行走，每个人担着扁担和2个箩筐，队伍有2里路长，我用了半个小时才走过了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在和后面的同伴用像唱歌似的音调闲聊”。
有的向导不诚实、不可靠。经过一两天的行程，他们就丢下华工逃跑了，使华工们进退两难。即使是那些能够陪同华工大部分行程，也不愿意陪他们到达金矿，因为他们知道欧洲人淘金者对华工的敌意。华工们很快就清楚了这些情况。他们用汉字在树皮上为后面的同胞留下记号，以方便他们。